李时（1471年—1539年1月5日），字宗易，号序菴[1] 。任丘（今河北任丘）人。弘治十五年（1502）进士，授编修。正德中，历侍读、右谕德。世宗嗣位，迁侍读学士。嘉靖三年（1524），擢礼部右侍郎。嘉靖十年七月，加太子太保，后屡加至少傅兼太子太师、吏部尚书、华盖殿大学士。李时素宽平，无大匡救，而议论恒本忠厚，廷论咸以时为贤。嘉靖十七年卒于官，赠太傅，谥文康。有《南城召对录》、《日下旧闻》、《列卿记》。
人物生平
李时，字宗易，河北任丘人。父亲李蓕，进士出身，做过莱州知府。李时弘治十五年（1502）中进士，改选庶吉士，授职编修。正德年间，曾任侍读、右谕德。世宗即位后，充任讲官，不久升为侍读学士。[2]
嘉靖三年（1524年），擢礼部右侍郎，不久因守丧回家。服丧完毕后，出任户部右侍郎。后来又改任礼部右侍郎，不久就取代方献夫当上了尚书。世宗确定尊崇父母的“大礼”以后，意气慷慨，产生了藐视古人的意思，想要裁定古代的典籍，完成本朝制礼作乐的事业。张孚敬、夏言掌权时，都喜欢改这改那。世宗一朝所制定的各种典礼，都是别人开的头，而由李时牵强附会地完成的。有时大臣们的讨论意见不一，李时大都摆出两头的观点，等待世宗自己来加以选择，始终没有大的争议。所以世宗喜欢他为人的恭敬、和顺。各地送上什么吉祥之物来，李时都上书请进行祝贺。世宗如果谦让，李时一定会再一次请求，所以世宗更认为李时忠心，赐给他的银章上刻“忠敏安慎”四个字，让他密封上书谈论军国大事。时间长了，他把银章搞丢了，赶忙上书求罪，世宗又赐给他一枚。[3]
嘉靖十年（1531年）七月，京城四郊的祭坛建成，李时被加官太子太保。雷电震坏了午门，彗星出现在东边的井宿，李时上书请敕令大臣们修身反省，并传令谏官上书陈述政治上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措施。世宗认为提这些建议应该是给事中、御史的专门职责，放下他的建议未予实施。光禄寺的厨工王福、锦衣卫千户陈升请把显陵迁往天寿山，李时等人极力说不行。巡检徐震奏请在安陆另建一个京师，李时等驳斥说这样做不合祖制规定，于是朝廷决定把安陆所在的州改为承天府。[4]
同年秋天，桂萼去世，世宗任命李时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预机要大事。当时张孚敬已被免除职务，翟銮一个人为辅臣。李时在他后面进来，因为宫保官位尊贵一些，位置反而在他上边。好在两个人都谦虚下人，在一起倒也没矛盾。世宗到无逸殿，召李时进来坐着讲解《无逸篇》，翟銮讲解《豳风·七月》诗，武定侯郭勋及九卿、翰林都进来奉陪。讲完之后，世宗退回到豳风亭赐他们一桌酒宴。从此以后，几次召他，向他询问政事。[5]
次年春天，孚敬又回到内阁中来，事事都一个人做主，李时也不敢有什么评论。没多久，方献夫也进来了，与李时也能合得来。彗星又一次出现，世宗召见李时等人，教导他们要引咎、修身、反省，又随便说到人才缺少。李时回来后上书讲了实现安定局面、爱惜人才和慎重刑罚三件事，很有些话提到了因为“大礼”之争而吃官司被罢黜的大臣们。世宗以赞扬的口吻做了批复，但最终还是没有采用他的意见。给事中魏良弼、御史冯恩先后弹劾吏部尚书鋐宏，触怒了世宗，李时都替他们上书解救。[6]
嘉靖十二年（1533年），孚敬又一次返回到内阁里来，翟銮回家守丧去了，献夫退休了。李时跟随在孚敬后边，只能是拱手说“好好”就是了，因此孚敬还容得下他。孚敬退休后，费宏又一次入阁，不久就死了，李时于是独自一个做辅臣。他平时对人就宽厚、和易，到这时越发以清静主持大局。世宗也经常传他到便殿里谈话，亲切地向他咨询政事。李时虽然没有什么大的补救，但是议论总是以忠厚为根本，朝中大臣也都认为他是个好人。客星在天蒬旁出现，世宗问会发生什么事，他回答说：“事应的说法起自汉朝的京房，未必都与事实相符。全靠皇上修养自己的品德来消除为宜。”世宗听后予以称赞。后来他陪同世宗去晋见皇陵，经过沙河时，世宗看到附近村庄破烂不堪，居民很少，神色暗淡地说“：七座皇陵在这里，应该加以守护。”李时回答说：“过去丘..曾建议，京城应该设立四处屏障，以临清为南屏，昌平为北屏，蓟州、保定为东、西屏，各驻兵一二万。现在如果在昌平增设一个总兵官，往南可以保卫京城，往北可以守护皇陵。”世宗于是下发大臣们讨论，决定在沙河修筑巩华城，置兵防守。[7]
李时前后被加官为少傅、太子太师、吏部尚书、华盖殿大学士。当时夏言入阁，李时不与他对抗，事事都推让给夏言做主，夏言也能容得下他。世宗对待李时不如孚敬、夏言那么宠信，然而也很少指责、欺辱他，对他的信任始终没有减少，这是孚敬、夏言也无法相比的。[8]
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（1539年1月5日），李时在任上去世，世宗赠太傅，谥文康。
历史评价
张廷玉：李时、翟銮皆负才望，而銮晚节不振。
史书记载
《明史·卷一百九十三·列传第八十一》
个人作品
李时善书法，嘉靖初，钱俊民所撰明资福寺碑，为其所书。著有《南城召对录》、《日下旧闻》、《列卿记》。
